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生物工程进入新纪元！美国克莱格·文特尔研究所一个有华人参与的研究团队宣布，在实验中制造出世界首个完全由人造基因指令控制的人造生命，使人类的能力拓展到可以操纵自然世界，将来可制造有特殊功能的生物，在生产疫苗及洁净能源等领域大派用场。

报道指出，由美国生物学家文特尔领导的研究团队，重塑“丝状支原体丝状亚种”(Mycoplasma mycoides)这种微生物的DNA，并将新DNA片段“黏”在一起，植入另一种山羊支原体中。新生命1个月前诞生，昵称“Synthia”(合成体)，这种微生物由蓝色细胞组成，能够生长、繁殖，细胞分裂了逾10亿次，产生一代又一代的人造生命。植入的DNA片段包含约850个基因，而人类DNA图谱上共有约2万个基因。

研究员建构的染色体中的基因，由108万对“字母”组成，研究员并在合成基因留下“水印”，包括46名科学家和研究员的名字、研究所的网址，以及爱尔兰作家James Joyce的名句“生存、犯错、倒下、战胜，用生命创造生命”。21日出版的《科学》杂志收录了这一研究。

耗时15年花费3.1亿

文特尔在这个项目奋斗了15年，花费了4000万美元。2008年，他率先宣布制造出合成细菌基因，但它未能操控细胞。他说：“这是首个合成细胞，这是地球上首个自我复制的物种，它的母亲是一部计算机。”他称，尽管这只是开始，但研究改变了思想，印证了假设，“带领我们跨越边界，进入一个新世界”。

哈佛实践伦理学教授列库斯说：“文特尔打开了人类历史的大门，窥探它的未来。他向上帝的角色迈进：创造自然界中从没存在过的生命。这种可能虽然远在未来，却是真实和意义重大。但是，所要面对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

对于被指扮演上帝，文特尔强烈抗辩：“每当医疗或科学上发生与生物学有关的突破，都有这个说法出现，但从很早以前，人类都在尝试驯服自然，这是我们饲养动物的起源。”

多名研究人员和伦理学家说，它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操控生命方式。多年来，科学家一直在改造DNA片段，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基因工程植物和动物。但他们说，创造完整生物体的能力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掌握生命权力。

美国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埃布赖特说，这确实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创造了一个完整、带有预定特性的人造细胞。

斯坦福大学生命医学伦理中心主任马格努斯说，它有可能改变基因工程，此类研究将猛增。哈佛医学院基因学教授丘奇称，研究是一个里程碑，具潜在应用用途。

媲美计算机革命

推动生物工程的加拿大“粉红军合作组织”指出，这项研究的影响媲美“计算机革命”，文特尔创造了“演化之树的一个分支”，值得颁发诺贝尔奖。

贺绍奇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垄断行业的改革几乎年年都是我们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但每次总是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始终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如前文所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遭遇“弹簧门”、“玻璃门”，其根源于政治文化中对“民间”的排斥，而垄断行业改革停滞不前也同样源于我们政治文化中对国企垄断合法性的认同。

从政策角度上来看，把国有经济主导地位诠释为 “要保持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保障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实际上是混同了企业创造财富的职能与政府负责国家安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职能，而且这种诠释实际上也是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到了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对立面，赋予了国企在诸多行业领域垄断的合法地位。

在法律制度层面上，经历了几次宪法修改，最终在2004年《宪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宪政地位定了调。2004年《宪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紧接着第2款同时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从文本上看起来，保护与监管并重，逻辑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若与《宪法》第7条关于国有经济的规定进行比较，逻辑上的缺陷就非常明显了。《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里只强调了保障，却没有如非公有制经济那样 “监督和管理”的规定。这种看似微妙的差异，彰显了意识形态上和监管上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差别待遇。

就是这种片面地对国有经济“保障”的强调，导致了国有企业获得了政策上和法律上诸多的特权和监管的豁免(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本应是反垄断法规制对象的垄断国企，在反垄断法上却成了保护对象，享受豁免的特权)，从而导致垄断行业改革始终无法取得突破，不仅如此，垄断国企对垄断的滥用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许多乱象本是监管腐败与无能所导致，但通常被曝光放大的却是企业的败德行为，而为虎作伥的官僚却摇身一变，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其结果是非公有制企业沦为了打击的对象，成了疾风骤雨式的治理整顿政策、调控政策的“刀下鬼”，而与此相对应的公共治理却鲜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善，始终是以不变应万变，没有受到任何的触动。实践证明，企业和企业家的逆向选择、机会主义、投机、欺诈、漠视社会责任大多为监管无能、监管不作为和监管乱作为所导致，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无关。就垄断而言，垄断滥用与公权力腐败往往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它们的结合最终会进一步助长各种投机、经济和政治腐败，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并最终形成玉石俱焚的灾难性危机。以下笔者就通过1929-1932年美国经济危机实例来诠释政治腐败、垄断滥用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期我们的垄断行业和国企改革能够从中吸取某些经验教训。

对导致美国1929-1932年经济危机的原因，美国学界有各种解释，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监管失败、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垄断滥用是导致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美国著名财经观察家，《美国前景》杂志创始人罗伯特·库特纳在2007年10月2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上所作的题为《1929年与2007年的惊人相似》证词中就指出，2007年次贷危机中证券包装商使用高杠杆制造资产泡沫，而这些泡沫资产被包装成证券出售给公众或担保品价值不确定的专业基金。金融中介人这种以真实经济为代价谋取暴利的作法与20世纪20年代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滥用本质并无两样。当时，通过公用事业控股公司金字塔结构不断地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股票兑水，面值为1美元股票实际价值却只有几美分，而公用事业运营公司从消费者支付的高额电价和燃气价格中获得的暴利，却通过关联交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控股公司金字塔顶层少数控者手上，而这些渗水股票的真实价值只有泡沫破裂时才会显露出来。如巴菲特所说，你永远不知道谁是裸泳者，直到潮汐退却。许多美国学者都持同样的看法。

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带来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的时期。一战后，从1920年到1929年10月股市崩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美国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高速增长的繁荣时代，1921-1923年，美国经济总产值经历了每年10.5%的高增长，随后的1923-1929年间，平均增长率也保持在3.4%。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22年的91点，上涨到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90点，涨幅达到218.7%。

1929年10月24日，历史上称之为“黑色星期四”，美国纽约股市大幅度下挫，道琼斯指数从最高点305.87点猛跌到272.32(跌幅9%)，恐慌迅速蔓延，在“黑色星期四”后的一个月里，纽约股市市值损失40%，在随后的3年中，市值损失90%，所有蓝筹股，如通用电力、希尔斯、美国钢铁公司等概莫能免。股票总市值从900亿美元下降到160亿美元，债券总市值从490亿美元下降到310亿美元，一战后到1929年期间发行的500亿美元价值的证券中有250亿美元几乎或根本就是毫无价值的。

1932年4月24日，英萨尔所控制的英萨尔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倒闭，被政府接管。它的倒闭使60万股东和50万债券持有人血本无归，投资者损失高达7亿美元之巨，这是当时世界历史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企业倒闭案。从1929-1935年，共有53家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破产，其中有36家上市公司。接二连三的公司倒闭让美国彻底陷入大萧条之中。1933年，美国GDP不到1929年的三分之一，直到1937年才恢复到1929年水平。在1930-1940年间，除1937年外，失业人口一直保持800万以上，1933年失业人口更是达到1300万人，即每4个人中有一个人失业。

美国股市非理性繁荣的主要推手就是公用事业泡沫，而该泡沫的形成源自监管无能、官僚腐败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垄断滥用。数据显示，在当时纽约股市上，公用事业板块总市值达到148亿美元，占整个市值的18%，是股市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板块，在危机前后起到了引涨领跌的作用。当时纽约股市主要由三大行业板块构成，即工业板块、铁路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 (当时主要是属于自然垄断行业的电力行业和燃气行业)。比较1929年初纽约股市股票价格和危机爆发前最高时的价格，工业板块股票上涨了20%，铁路板块19%，而公用事业板块平均涨幅达到了48%，是前两个行业板块的两倍。相对于公用事业资产的账面价值，公用事业股票价值普遍高出了账面价值的3倍。导致股市大幅度下挫，引起股市恐慌，也是公用事业板块。在1929年9月到11月间，工业股票下跌了48%，铁路为32%，公用事业为55%，公用事业跌幅最大。

刺破公用事业泡沫、引爆股市崩盘的导火索，就是美国各地发起的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反托拉斯调查。1929年8月，垄断马塞诸塞州电力行业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爱迪生照明波士顿公司 (EdisonElectricIllu-minatingCompanyofBoston)股东大会通过了拆股决议，企图对该公司股票进行拆分，以提高分红比例。当时公司股票价格高达440元每股，但实际账面价值每股只有164美元。当时，波士顿的民众对该公司高额电价非常不满，波士顿居民支付的电价为0.85美元每千瓦小时，而临近的哈佛大学所在地——剑桥的电价则为0.55美元每千瓦小时。据当时媒体报道，美国民众支付电价普遍是邻国加拿大的10多倍。迫于沸腾的民怨 ，1929年10月12日，马萨诸塞州和波士顿市政府拒绝批准该公司拆股申请。不仅如此，马萨诸塞州公用事业部还批评说，公司意图通过拆股，增加控股公司股东的分红。通过维持高额电价来增加股东分红是不公正的。并警告说，如果公司股东继续通过维持高的电费来增加股东分红，政府将接管该公用事业。该消息一经媒体披露，该公司股票价格一下子就从440美元下跌到360美元。10月15日，波士顿市政委员会建议市长通过立法将波士顿爱迪生公有化。10月16日，马萨诸塞州艾伦(Allen)州长宣布要发起对波士顿爱迪生全面调查，包括电费水平、公司分红、折旧和盈余。消息一经宣布，该公司股价就从360美元下跌到328元。

马萨诸塞州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利润水平真实来源提出挑战的，就在该州当局不断发出要对公用事业定价、分红、折旧等进行全面调查威慑的同时，纽约市和纽约州政府和监管部门也开始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发难。时任纽约州长，后在1932年当选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1929年10月8日任命了一个独立委员会对公用事业监管进行调查。该委员会主席邦布瑞特教授(Bonbright)一直是公用事业监管的批评者，他称当时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监管是邪恶制度(vicioussystem),因为它完全忽视了消费者的利益。纽约市市长杰米·沃克尔(JimmyWalker)为反击其政敌对其接受公用事业控股公司行贿的指控，也信誓旦旦地向公众表示，要对电力等公用事业领域过高的费率进行干预。一时间，美国到处都流传着政府要将私人控股公司控制的公用事业公有化和接管的传言，电力、燃气等公用事业控股公司股票价格开始大幅度下挫，并最终成了压垮纽约股市的最后一个根稻草，导致了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股市的恐慌和崩盘。

为什么政府当局对公用事业控股的调查会引起股市恐慌？公用事业泡沫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到底是什么力量一直在不断推高公用事业控股公司股票？为什么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成为危机制造者和引爆者？笔者将在下文通过英萨尔公用事业帝国故事来对上述问题一一作答。

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带来经济社会风险

□ 丛亚平　李长久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08年，按汇率计算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但是，由于长期积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

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四大表现

一、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

按发达国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不该收那么多税，百姓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把钱花到为百姓服务上。然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了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的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而且还属于缺乏监管的账外资金。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因此，表面看起来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属于百姓的储蓄占比并不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医疗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大量储蓄也不敢轻易花掉，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

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

30多年来，我国企业特别是广大职工和基层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制造业、扩大对外贸易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财富却越来越多地向企业高管集中，而广大职工却没有相应提高收入和福利。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左右，欧美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7.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近几年来，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体，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新近发生职工罢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钢铁集团，据职工们反映，企业高管年薪上百万，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资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严重脱离我国国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而且有违公平。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到4.5亿人的负担。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约束，腐败官员的比例逐年扩大，动则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官员呈增长之势。不少官员或通过审批项目和提拔官员大举敛财，或在各类企业中拥有干股分红，让拥有官股保护的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却使通过正常渠道办事的普通守法企业步步艰难，使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大大降低。这种现象不仅会直接动摇我党根基，加大民众的离心力。

前些年的国有企业贱卖使许多有权者获得了暴利，而大多数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近几年的土地买卖，也在不断上演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农民被严重剥夺的过程。许多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失去今后的生活来源，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通过不公平的发行制度，公众投资者比大小非等机构的持股成本高出十几倍，超高市盈率发行使股市在成批制造亿万富豪的同时，却使亿万股民辛苦积蓄一生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样的制度形成对一部分人明显的利益输送，而对上亿股民、基民则构成财富掠夺，使大多数投资者的消费能力受到重创。

另据社科院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此次4万亿刺激计划，由于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基础设施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由于更多资源流入强势企业和部门，对中小企业形成进一步的挤压。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占全国企业总数1%的国企获得全国借贷的91.2%，而民营企业仅获得8.2%。

贫富差距巨大会使社会矛盾愈加尖锐

以上四大失衡导致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

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的四大失衡，导致我国内需拉力不足，被迫严重依赖国外的消费和市场。很多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购买力增强，消费开支逐年提升，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达60%至75%。而我国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1985年的52%下降到2008年的35.3%。

贫富差距巨大不仅带来内需和消费不振，带来经济风险，还会造成普通大众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急需采取措施从根源施治。

缓解四大失衡提振内需的十条建议

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民富才能国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内需才能拉动，经济复苏才能持久，社会才能稳定。为缩小贫富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从严重依赖外需过渡到主要依靠内需的支撑，我们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开始，从制度、体制和政策上，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切实解决财富分配方面的四大失衡，使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制度的天平应向“贫弱”一方倾斜：

一、完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

通过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是最有力的减少社会阶层矛盾和动乱因素的有效手段。

要改变我国在初次分配中把过多的资源分给强势群体和大企业的做法，并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众倾斜，财税要瞄准消费倾向大的普通百姓采取让利政策：(1)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普通百姓的征税额，取消低收入者的纳税。(2)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些补偿。(3)对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买股却十几元、几十元卖股获得暴利者，应征收暴利税。(4)应根据贫富程度和收入差别拉开税收的不同档次。(5)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以此促进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转向保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

二、大幅提高职工收入和投资者收入

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更使中国的消费市场无法拉动。中国工人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而且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因此，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广大群众工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堵住最大的掠夺民众的通道。新股应全流通发行，而且公众股和大小非、大小限股票的发行成本应接近。这样，大小非对市场的冲击和压力也会减少，公众股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被大小非和机构剥夺。同时改革新股询价制度，改变超高市盈率发行，在一级市场制造泡沫到二级市场掠夺的不合理现状，解决特权机构的无风险暴利、上市公司高价圈钱等弊端。

另外，中国股市是全世界融资比例最多的市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多数国际市场都没有发行几只股票。然而仅2009年下半年，中国股市就替上市公司融资达5000多亿元，仅12月份一个月就发行新股35家，而且发行市盈率高达70倍甚至100倍！超过上市公司需要募集的资金200%多甚至300%！建议制定严格的措施和规定，遏止上市公司“铁公鸡”现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合理分红，同时控制新股发行节奏，逐步形成真正鼓励长期投资的环境。

三、变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为向中小企业倾斜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过多地把资源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而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的状况并无改变，各级政府还将许多优惠政策向外资企业倾斜，然而外资获得的利润再多也是要全带走的，并不能惠及中国老百姓。而真正吸纳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多少优惠

因此，今后国家应更多地将优惠和扶持转向国内中小企业，除向民营企业开放许多行业的准入禁区外，还应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倾斜。

四、加快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由于前期民生欠账过多，现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高达万亿之巨，而且空账每年还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而个人账户现有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0亿元。应趁着现在政府财政殷实，储蓄率高，尽快把民生的欠账补起来，把钱实实在在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

五、加大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救助弱势群体

在改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同时，还要在三次分配上下功夫。即动员民间资源，通过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进行第三次分配。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救济特困阶层；同时在税收上实行慈善抵税制度，财政杠杆上给慈善捐助以鼓励。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和慈善捐助，共同进行慈善事业，可以和政府行为互相补充。

六、将垄断行业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范畴

针对四大失衡状况，一方面向民众倾斜，另一方面要对占有过多者有所遏制。打破垄断，放开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让国内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充分竞争，同时放松政府对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之手从这些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发挥市场的选择优势。当这些行业不再享受垄断暴利，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逐步拉平。

同时，应完善国有公司治理和规范高管薪酬。对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应加以限制，高管薪酬与职工收入增长一般不应超过职工工资5倍，以合理的分配机制鼓励广大职工和科技人员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还应迅速落实公布官员及子女财产的制度，人民的公务员不能接受人民监督，这在哪个国家都是说不过去的。

七、大幅降低政府开支，节流部分用于惠民

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据统计，2007年我国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9%，美国为9%，欧洲为5%，而日本仅占4%。这些年我国GDP每年增长不到10%，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显得极不正常，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豪华办公楼、公务豪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几项所耗费用就十分巨大。

因此，要采取硬措施约束政府的行政开支，减少公共财力被滥用，改变弥漫于官场的奢靡风气，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八、完善国家规则及干部考核评价指标

放弃只看重GDP的考核方式，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为主要的考核指标。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起，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计划指标之一。把保GDP增长变为保利润、保人均收入增长，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理念。

九、有效约束官员权力，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由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构架决定了民众对政府几乎没有制约能力，而且近十年来政府越来越强势，政府官员把持和支配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权力，在权力集中化和经济市场化并行的过程中，不少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与民争利的现象时常发生。

例如，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成为卖地商，官商勾结本是政治的大忌，有些地方甚至是官商一体。在农村土地征用中，不少地方的农民利益也处于严重的被剥夺中。

因此，在土地出售、行业准入、中小企业支持等领域，政府应向民间让利而不是与民争利这是拉动消费的当务之急。

十、政治体制改革应有实质性进展

目前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演化过程后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因此，扎扎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分配结构调整、减少贫富差别、拉动内需的必要前提。

因此，应通过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改进舆论监督机制、维护互联网网民的充分议政权力，来有效增加民众权力，以形成对官员权力的少许制约，促使权势集团向公众利益有所让渡，这既对保护干部健康发展有益，又能使减少贫富差距、拉动国内消费的举措真正落实。　(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相关链接

垄断行业工资过高危害甚大

在第三届薪酬管理高层论坛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再次批评了垄断行业工资过高的问题。(5月18日《人民日报》)。

垄断行业工资过高的危害有以下几点：

首先，垄断行业工资过高，损害了全民的利益。因为这些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都是国有企业，他们所获得的利润，应该归国家所有，并且由国家在全民范围内合理地进行分配，包括用于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的投入以及扶助贫困人口等。但垄断行业过高的工资，实际上挤占了国家，也就是全民应得的份额，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全民利益的无理剥夺，这当然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其次，由于这些垄断行业多半是行政垄断，并不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后形成的自发垄断，所以它们的技术水平往往并不高，其管理和提供的服务也存在许多问题，而且他们也没有尽快改进的动力和紧迫感。

第三，垄断行业员工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比例，也破坏了人才价值规律，使青年产生错误的心理预期。步正发在讲话中举例说，某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不到6000元，但是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实际上，我认为这个收入也超过了许多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白领的收入。正常的市场经济向求职者发出的信号应该是：你的能力越强，贡献越大，收入就会越高；但垄断行业过高的收入发出的信号却是：你的能力和贡献同你的收入没有必然联系，却和你选择的行业有极大关系。显然，如果这种观念盛行，青年就很难愿意加大投入来提高自己的素质，整个社会的效率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据《宁波日报》)

全国工商联∶四万亿并未惠及中小企业

全国工商联经济部部长欧阳晓明表示，目前民营经济占到内地GDP总量的一半以上，但民间资本却很难进入垄断性行业。他同时直言，国家4万亿元投资并没有惠及到中小企业。工商联一直呼吁国家更多的关注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只有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其工作者收入稳定才会消费。如果消费群体集中在小部分的高薪阶级，消费的“边际效应”不会大。

他指出，国家4万亿投资没有惠及到中小企业，并没有大规模带动就业。这些巨额投资很多都投入到基础项目建设，但其带动的就业能力不如投资中小企业。

(据《大公报》)

土地财政渐进还是渐退

自从2006年以来，北京土地出让收入每年都以几何倍数增加。2009年，土地合同出让收入占到政府财政收入2026.8亿元的46%。2010年，北京市财政支出约为2228亿元，市级财政支出安排894亿元。

单纯依靠财政收入很难支撑政府财政支出，土地收入与房地产税收对支撑政府收入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政府是否已经形成了对土地收入的过度依赖？投资过度集中在房地产，实体经济复苏何时可待？

而这一现象绝不仅仅局限于北京一地。2009年中国各地城市的卖地收入都呈现飙升之势，70个大中城市出让金同比增加140%，其中，杭州、上海、北京、天津排名前四。

中国指数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年终大盘点》，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杭州以1200亿元拔得头筹，上海达1043亿元排名第二，北京928亿元紧随其后。天津也达到了732亿元。而广州、宁波、重庆、武汉、佛山、成都等地虽然在总量上与前四名有较大差距，但同2008年相比也实现了200%甚至300%以上的增长。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43家豫企高管薪酬近亿元

据新华网河南频道5月13日讯：虽然去年A股上市豫企的净利润与2008年相比下降了11.99%，但是，豫企高管今年获得的薪酬却比去年增长6.84%，达到9959.66万元，其中，仅神火股份[27.63 2.56%]一家，公司管理层的薪酬总额即达1049.5万元，约占豫企高管薪酬总额的一成。

根据对省内43家上市公司的统计，去年A股上市豫企高管获得的薪酬总额达9959.66万元，与2008年9322.40万元的薪酬总额相比，增长幅度仅为6.84%，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11%)。